《五四運動》:歷史上1919年5月4日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|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ay Fourth, 1919

Submitted by chuersong on 週一, 05/05/2014 - 22:31

五四新文化運動照片:歷史上1919年5月4日

 

【歷史事件】

 

五四運動於1919年5月4日發生在中國北京,是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,並包括廣大群眾、市民、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、請願、罷課、罷工、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運動。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,列強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。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,國人從而上街遊行表達不滿。當時最著名的口號之一是「外爭強權,內除國賊」。

1924年4月19日,中國共產黨發出通告,第一次要求各地黨和團的組織開展「五一」、「五四」、「五五」、「五七」紀念和宣傳活動,強調恢復國權運動、新文化運動,紀念五五(馬克思誕辰),目的在於傳播馬克思主義 。1939年八路軍總政治部、中央青委發出《關於部隊紀念「五四」青年節工作的指示》,明確指出中央青委決定每年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,1949年12月23日正式規定實施。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,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。2008年4月,中國國務院明訂同意「青年節」放假適用人群為14至28週歲的青年,3億多青年將于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。

五四運動發生的原因要從1917年7月說起,當時任交通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,受命於內閣總理段祺瑞以出賣主權的代價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。1918年,曹汝霖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商定,以髙徐、濟順兩路路權為抵押,借款三千萬日元,並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簽字。1919年1月,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「和平會議」。4月15日,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出《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》,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、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的「二十一條」及換文的陳述書,遭到拒絕。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,根據《關於山東之條約》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,只是歸還了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被德國掠去的天文儀器。梁啟超致電汪大燮、林長民,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,拒絕在和約上簽字。

5月1日,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。當天,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,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。5月3日晚,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,高師、法政專門、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。學生代表發言,情緒激昂,號召大家奮起救國。最後定出四條辦法,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。這四條辦法是:(一)聯合各界一致力爭;(二)通電巴黎專使,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;(三)通電各省於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行示威運動;(四)定於5月4日(星期日)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。

5月4日,上午10時,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,商定遊行路線。下午1點,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三千餘名學生彙集天安門,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。提出了「外爭國權,內懲國賊」、「取消二十一條」、「拒絕合約簽字」等口號,並在集會上宣讀了羅家倫起草的,《北京學界全體宣言》:「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!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!國亡了!同胞起來呀!」。然後,總指揮傅斯年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,隊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,受到巡捕阻攔,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,羅家倫、江紹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。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,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。在「外爭國權」而不得的情況下,隊伍中喊出一句:「去找曹汝霖算賬去!」矛盾遂轉向「內懲國賊」。

學生開始向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曹宅所在地移動,一路上高喊「收回山東權利」、「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」、「廢除二十一條」、「抵制日貨」、「寧肯玉碎,勿為瓦全」、「外爭國權,內懲國賊」等口號,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、幣制局總裁陸宗輿、駐日公使章宗祥。下午兩點多鐘,大規模遊行隊伍到達曹宅,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,隊伍不得入內。學生向軍警講明來意說:「我們是愛國學生,來這裡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,交換意見,要他愛中國。我們學生手無寸鐵,你們也是中國人,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?」軍警於是放行。學生進入胡同,發生暴亂痛打了在曹家串門的章宗祥,並火燒曹宅,引發「火燒趙家樓」事件。隨後,軍警給予鎮壓,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。

被學生燒掉的趙家樓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,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,抗議逮捕學生,北京軍閥政府頒佈嚴禁抗議公告,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。但是,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。11日,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。14日,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。廣州,南京,杭州,武漢,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。1919年5月19日,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,並向各省的省議會、教育會、工會、商會、農會、學校、報館發出罷課宣言。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重慶、南昌、武漢、長沙、廈門、濟南、開封、太原等地學生,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,先後宣告罷課,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。

 

五四新文化運動照片:上海聯合會罷工標語「同胞快醒」

 

在波瀾壯闊的1919年,當時中國文壇的兩位大師魯迅與胡適有事正忙,不克出席當時的五四活動。魯迅(周樹人)當時有要務在身:第一就是在他已經客居七年的北京尋找一處大宅子;第二就是舉家遷進京城。由於魯迅的紹興的祖宅已經出賣,必須在1920年春節前交出老宅。在五四學潮前夜,魯迅開始四處奔波,尋覓新房。魯迅之弟周作人於4月告假先回紹興,將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東京岳母家,還沒有來得及去逛上野公園,就聽到五四的消息。5月18日,周作人趕回北京,約陳百年、劉半農、王星拱4人,去慰問、探視被捕學生,結果被拒絕,只好在門前站著看了一會兒,便返身回了家。(周作人乃北大教授,娶羽太信子為妻)。

至於新文化領導人胡適,1919年4月底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導師杜威,5月6日,胡適才從報紙上得知北京發生學生騷亂的消息。5月7日,胡適又收到陳獨秀的來信,報告五四運動的詳細經過。胡適是公開的「複課派」,他對學生說:「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,是下下策。屢用不已,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。罷課于敵人無損,於自己卻有大損失。」在胡適的影響下,傅斯年、羅家倫、段錫朋等初期學生領袖紛紛退出運動中心,並對五四運動表示反省。

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雖然為「愛國、進步、民主、科學」,但在「五四運動」前後,北京政府總統、內閣、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,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。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、國務總理錢能訓,及「安福國會」幕後領袖段祺瑞。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、各地軍閥的制約,政策因之時有變異。「五四運動」發生之後,「研究系」以政府外交失敗做鬥爭「安福系」工具,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遊行,並進一步造成「六三運動」,使得學運風潮擴大,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,但也促成中國代表1919年6月28日沒有在和約上簽字。除此之外,「文治派」與「安福系」也藉機相互攻訐,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。是以「五四運動」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;事件源起、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。

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,美國、英國、日本、法國、義大利、荷蘭、比利時、葡萄牙、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國際會議。中國政府時值顔惠慶內閣,派出施肇基、頋維鈞、王寵惠三人爲全權代表,余日章、蔣夢麟爲國民代表,朱佛定爲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秘書,1922年2月4日,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《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》及其附約。條約規定,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,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;原駐青島、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;青島海關歸還中國;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。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,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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