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uersong 提交于 周一, 05/05/2014 - 22:31

五四新文化运动照片:历史上1919年5月4日

 

【历史事件】

 

五四运动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中国北京,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,并包括广大群众、市民、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、请愿、罢课、罢工、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运动。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,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。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,国人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。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「外争强权,内除国贼」。

1924年4月19日,中国共产党发出通告,第一次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「五一」、「五四」、「五五」、「五七」纪念和宣传活动,强调恢复国权运动、新文化运动,纪念五五(马克思诞辰),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。 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、中央青委发出《关于部队纪念「五四」青年节工作的指示》,明确指出中央青委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,1949年12月23日正式规定实施。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,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。 2008年4月,中国国务院明订同意「青年节」放假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,3亿多青年将于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。

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要从1917年7月说起,当时任交通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,受命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以出卖主权的代价向日本政府大举借款。 1918年,曹汝霖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商定,以髙徐、济顺两路路权为抵押,借款三千万日元,并密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签字。 1919年1月,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「和平会议」。 4月15日,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《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》,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、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「二十一条」及换文的陈述书,遭到拒绝。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,根据《关于山东之条约》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,只是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。梁启超致电汪大燮、林长民,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,拒绝在和约上签字。

5月1日,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。当天,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。 5月3日晚,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,高师、法政专门、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。学生代表发言,情绪激昂,号召大家奋起救国。最后定出四条办法,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。这四条办法是:(一)联合各界一致力争;(二)通电巴黎专使,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;(三)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;(四)定于5月4日(星期日)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。

5月4日,上午10时,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,商定游行路线。下午1点,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,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。提出了「外争国权,内惩国贼」、「取消二十一条」、「拒绝合约签字」等口号,并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,《北京学界全体宣言》:「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!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!国亡了!同胞起来呀!」。然后,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,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,受到巡捕阻拦,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,罗家伦、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。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,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。在「外争国权」而不得的情况下,队伍中喊出一句:「去找曹汝霖算账去!」矛盾遂转向「内惩国贼」。

学生开始向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曹宅所在地移动,一路上高喊「收回山东权利」、「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」、「废除二十一条」、「抵制日货」、「宁肯玉碎,勿为瓦全」、「外争国权,内惩国贼」等口号,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、币制局总裁陆宗舆、驻日公使章宗祥。下午两点多钟,大规模游行队伍到达曹宅,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,队伍不得入内。学生向军警讲明来意说:「我们是爱国学生,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,交换意见,要他爱中国。我们学生手无寸铁,你们也是中国人,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?」军警于是放行。学生进入胡同,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,并火烧曹宅,引发「火烧赵家楼」事件。随后,军警给予镇压,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。

被学生烧掉的赵家楼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,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,抗议逮捕学生,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,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。但是,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。 11日,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。 14日,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。广州,南京,杭州,武汉,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。 1919年5月19日,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,并向各省的省议会、教育会、工会、商会、农会、学校、报馆发出罢课宣言。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重庆、南昌、武汉、长沙、厦门、济南、开封、太原等地学生,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,先后宣告罢课,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。

 

五四新文化运动照片:上海联合会罢工标语「同胞快醒」

 

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,当时中国文坛的两位大师鲁迅与胡适有事正忙,不克出席当时的五四活动。鲁迅(周树人)当时有要务在身:第一就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;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。由于鲁迅的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,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。在五四学潮前夜,鲁迅开始四处奔波,寻觅新房。鲁迅之弟周作人于4月告假先回绍兴,将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东京岳母家,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,就听到五四的消息。 5月18日,周作人赶回北京,约陈百年、刘半农、王星拱4人,去慰问、探视被捕学生,结果被拒绝,只好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,便返身回了家。 (周作人乃北大教授,娶羽太信子为妻)。

至于新文化领导人胡适,1919年4月底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导师杜威,5月6日,胡适才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。 5月7日,胡适又收到陈独秀的来信,报告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。胡适是公开的「复课派」,他对学生说:「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,是下下策。屡用不已,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。罢课于敌人无损,于自己却有大损失。」在胡适的影响下,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,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。

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虽然为「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」,但在「五四运动」前后,北京政府总统、内阁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,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。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、国务总理钱能训,及「安福国会」幕后领袖段祺瑞。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、各地军阀的制约,政策因之时有变异。 「五四运动」发生之后,「研究系」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「安福系」工具,借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,并进一步造成「六三运动」,使得学运风潮扩大,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,但也促成中国代表1919年6月28日没有在和约上签字。除此之外,「文治派」与「安福系」也借机相互攻讦,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。是以「五四运动」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;事件源起、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。

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,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法国、义大利、荷兰、比利时、葡萄牙、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。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内阁,派出施肇基、頋维钧、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,余日章、蒋梦麟为国民代表,朱佛定为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,1922年2月4日,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《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》及其附约。条约规定,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,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;原驻青岛、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;青岛海关归还中国;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。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,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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